暗房之光/摄影师的绘画灵魂
- 5 déc.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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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是不是艺术这一争论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不再重要，更多人愿意把它看做一种年轻的艺术媒介，证实它与艺术作品的产生是存在联系的。随着摄影的历史发展，我们甚至发现，越来越多的摄影师的创作出现了传统艺术媒介的纯粹性。摄影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单纯的记录手段，而是像绘画一样孕育出真正的艺术作品，饱含艺术家想表达的情绪和理念。
已故的意大利摄影师马里奥.贾科梅利（Mario Giacomelli) 对几何感和平面化的追求正是与19世纪末的纳比派不谋而合——他的作品有一种基于客观现实的主观变形。 在1961年到1963年之间创作的牧师系列（Priester serie）中，贾科梅利最大程度的简化了周遭环境和人物细节，只留下大面积的纯黑和纯白，这种抽象性给他的照片带来了强烈的仪式感。大胆的打破传统构图后所得的和谐韵律令人出乎意料。而这一特点恰恰也出现在纳比派画家费利克斯·瓦洛(Félix Vallottons)的绘画之中，瓦罗同样放弃了关于“型”的僵硬描绘，而使气氛成为关键词。
《Scanno Boy》是贾科梅利最成功的作品，照片里虚幻的气氛令人联想到高更的《雅各与天使在搏斗》，主观，同时带有神秘意味。画家高更一直是纳比派的精神领袖，他的理论以及作品对于纳比派画家有着指导性意义。
另一方面，摄影与绘画艺术的联系在植田正治的作品中体现的就更加直接和明显了。如同他著名的“砂丘系列”之于比利时画家勒内玛格丽特 (René Magritte) 的超现实主义绘画，两者皆使用了引人审思的符号语言——穿着黑色大衣，带着圆顶礼貌的男子形象，在如同舞台般的虚幻场景中重复出现。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是为此提供了最重要的哲学依据: 潜意识常表现为杂乱无章的反常规的幻境，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决定了超现实主义的反逻辑及非理性的“反常”特征。
植田正治是日本战后一代前卫摄影的代表人，1913年生于鸟取县并终生都在自己的家乡，他的许多著名作品都在附近的砂丘取景。砂丘的单调、抽象提供了一个超现实的气氛。这种虚无的氛围正是与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寻求殊途同归。当然除了了气氛的把握, 植田正治和勒内玛格丽特还使用了几乎相同的视觉符号: 反复出现的男子形象被擦除了“身份”，人物的脸常常或模糊不清或局部被遮盖，或是完全不得见。植田正治的摄影中，即使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男子的脸孔的时候，他也是保持着冷漠木讷的表情。
同为战后日本摄影大师的森山大道则有着表现主义的内心，他以强烈风格的黑白城市街头摄影而闻名。绘画界早已抛弃了“美”是唯一价值和意义这一概念，而在摄影的世界里，森山大道无疑用另一种媒介阐释了这一点。在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中，他将艺术分为两类: 理智、文雅、秩序的阿波罗式的艺术，恶毒、混乱的狄俄尼索斯式的艺术。无论是森山大道还是表现主义都有着后者的基本特征——扭曲的形式、技巧上漫不经心、基于感觉，而不基于理智。
森山大道就曾在其自传作品《犬的记忆》中自称流浪狗，自我形容为“像一条狗，在路上像排泄似地在街头各处拍摄照片”。看似杂乱的构图，粗糙、模糊的照片质量，以及高反差及粗颗粒的效果，使他的城市快照(street snap)在冷酷的表面之下常常蕴含着一种现代城市特有的躁动情绪，甚至是一种暴力美学。
为了快速准确的抓住一瞬间的情绪，森山大道惯用轻便相机，而很少使用单反相机拍照: “当你使用单反相机时，你很自然会注意对焦、构图等细节，那么在拍摄时也许已经错过了那个触动你的时机。但是使用轻便相机，你就可以随着你当下的念头与想法任意拍摄。”这一点正如同表现主义艺术为了着重表现内心情感，刻意忽视对描写对象的摹写，面对作品我们看到的是对现实扭曲和抽象化。
受到表现主义等影响后，抽象表现主义(或称纽约画派)产生，自此之后开始脱离欧洲走向自身开创前卫艺术。无意识性，本能性，自发性是这一画派的特点之一。恰巧，森山大道的拍摄过程可以说正是接近于无意识的，快速的按下快门，之后在暗房中随意裁剪和重新构图。但这么说并不代表他的作品是随机产生，而是包含了准确的直觉和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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